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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進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植物標本館，五顏六色的西南地區(qū)植物標本旁的一個玻璃櫥窗內(nèi)，靜靜地躺著幾本圖書，書名是《中國植物志》。

早已泛黃的書頁見證著一段艱辛歷史。

當代中國，沒有哪一部著作能像這套擁有126卷冊、5000多萬字、9000多幅圖的《中國植物志》一樣，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才最終完成；也很少有什么著作能像《中國植物志》那樣由四代科學家辛勤耕耘、通力合作而成。

翻開2009年度國家科技獲獎名錄，《中國植物志》獲獎?wù)邫谀恐械暮谏吙蚍滞庑涯俊@意味著當無限榮光來臨時，一些歷經(jīng)千辛萬苦者甚至已遠離塵世。

今天上午的人民大會堂內(nèi)，空缺兩年的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頒發(fā)給了這群甘于寂寞的中國科學家。

在過去的10年中，體現(xiàn)原始創(chuàng)新能力的自然科學獎一等獎曾空缺了七次之多。

為31142種植物建立“戶口簿”“我們摸清了自己的家底”

就像一個歷史聲音的回響。

2004年，《中國植物志》全套出版完成。時年89歲的老人、中國科學院院士吳征鎰先生豪邁宣告：“我要為《中國植物志》這部巨著而熱烈歡呼，中國植物學界終于站起來了！”

植物志是記載某個國家或某一地區(qū)植物名稱、形態(tài)特征、地理分布、經(jīng)濟價值等的科學著作。

老一代科學家至今記得一個尷尬現(xiàn)實：幾十年前，如果要了解在我國生長的植物的資料，常常不得不到國外出版的雜志書籍中去搜尋。因為我國沒有自己的植物志。

1934年至1959年編著出版的25卷《蘇聯(lián)植物志》，曾是世界上記載種類最多、最完整的植物志。

而2004年完整面世的《中國植物志》刷新了這一紀錄。

這部曠世巨著總計80卷126分冊，全書5000多萬字，記載中國維管束植物301科、 3408屬、31142種，包括近9000幅圖版。

“它既是記載植物‘身份’的‘戶口簿’，又是記錄和研究植物特征特性的重要‘信息庫’，是植物學研究中最基礎(chǔ)的科學著作和最重要的信息載體。也是迄今為止對我國以及周邊國家和地區(qū)的植物認識和記載得最準確、最全面和最權(quán)威的學術(shù)論著?！睋巍吨袊参镏尽肪幬L達32年之久的老科學家李錫文如是評價。

李錫文說，“作為世界上植物物種最豐富的國家之一，我們終于摸清了自己的家底。”

國際學術(shù)界亦將之視為植物研究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。

志書出版次年，著名科學雜志《科學》刊文指出，“由中國植物學家完成的《中國植物志》是一個具有巨大重要性的事件，世界上沒有任何植物志的規(guī)模可與之相比”，“通過完成《中國植物志》，中國植物學家對人類了解世界植物作出了巨大貢獻，而且已經(jīng)為植物的保護和可持續(xù)利用打下了堅實的基礎(chǔ)”。

半個世紀的全力以赴“是經(jīng)過九九八十一難才完成的”

曠世巨著的背后，是我國四代科學家半個世紀的嘔心瀝血。

早在20世紀20年代，中國老一輩植物學家就開始采集植物標本，收集文獻資料，研究?？茖?。1920年前后，北京大學研究人員鐘觀光，曾先后到全國各省區(qū)采集植物標本十幾萬號。

1934年，胡先骕先生等在中國植物學會第二屆會議上首次提出編纂《中國植物志》的設(shè)想，但限于當時的條件，特別是在標本、文獻資料、經(jīng)費、協(xié)作等方面存在諸多困難，這一愿望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后才得以實現(xiàn)。

1956年，中科院在科學技術(shù)發(fā)展遠景規(guī)劃中正式將《中國植物志》列入規(guī)劃項目中，并在1959年成立了《中國植物志》編輯委員會，由錢崇澍、陳煥鏞任主編，此后，林鎔、俞德浚、吳征鎰等先后歷任主編一職。

同年9月，第一本《中國植物志》（蕨類）面世。此后，來自全國數(shù)十個科研機構(gòu)和高等院校的四代植物學家312人、繪圖人員167人前仆后繼，加入到《中國植物志》的編研。

一部《中國植物志》不僅記載了中國的植物，也向世人昭示了中國科學家的風骨。

“研究植物學的人是需要跑野外的。3萬多種植物里，有1萬多種是中國的植物工作者用腳板‘發(fā)現(xiàn)’的?！钡谒拇茖W家、50歲的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員彭華向記者回顧了在野外工作的艱苦。

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，彭華每年都要到云南省無量山地區(qū)采集標本，在山上住在最近的農(nóng)民家。有時候橫穿山，就要請農(nóng)民做向?qū)?，走個兩三天，帶著干糧在山上露宿是常有的事。彭華有時要自己背著20多公斤的標本夾、采集用具、睡袋、食物從一座山翻向另一座。

最苦的還不是這些。彭華說，蚊蟲叮咬，是司空見慣的事，最可怕的是云南熱帶螞蝗多得鋪天蓋地，每次從山上下來，能從身上清出二三十條螞蝗。有的螞蝗耐不住體溫升高死掉了，有的還在吸著血，有的剛爬上去?！霸谏缴细緛聿患扒謇?，老是清理就沒辦法采標本了?！?/P>

第三代科學家、80歲高齡的李錫文有過更為驚險的歷程。

在55歲被評為研究員前，李錫文經(jīng)常是一年中最少半年在外。李錫文總結(jié)，在野外采集有“三怕”：巨型的蟒蛇；像一個土堆一樣的螞蟻群；吸血的螞蝗，咬過后血流不止。

在版納地區(qū)，李錫文還遭遇一種馬鹿虱子，叮人特別厲害，一咬就腫一大片，李錫文身上已經(jīng)永遠地刻上了“一枚野外采取者的勛章”，“那是1971年咬的，差不多40年了，至今還有一個疤痕，里面還是一個硬塊?！?/P>

作為《中國植物志》第四任主編，吳征鎰院士常常感慨，“《中國植物志》的編研，像唐僧西天取經(jīng)一樣，是經(jīng)過九九八十一難才完成的?！?/P>

曠世巨著背后有千萬無名英雄“不能浮躁，不能沒依據(jù)”

參與《中國植物志》第一卷總論編研工作的彭華說，植物志雖然列出了300多位科學家的名字，但這樣一部巨著，是成千上萬、各行各業(yè)，尤其是植物學科相關(guān)的同志集體工作的心血?！暗习菟彩且淮u一磚建起來的，這是一個集體的工作，遠不是300多人能完成的?！?/P>

巨著背后還滲透了太多科學家的堅持。

彭華說，學科的巨大進步依賴兩個方面，點狀的突破或者學科的長期大量歷史性的積累。植物志就屬于后者，“這需要更多默默無聞腳踏實地的工作，到野外實實在在地記載?！?/P>

彭華介紹，多年的采集是做一些基礎(chǔ)性的工作，屬于積累性學科，多是為科學的大廈增磚添瓦。國際上刊登這類論文的也多是影響因子很低的刊物，很難做一些高質(zhì)量的論文。

與此同時，調(diào)查、積累、修訂、考訂、編目、分類文獻整理、描述、分布范圍的過程也很枯燥。

李錫文對于當前的SCI評價導向也有著同樣的憂慮。李錫文介紹，往往就在同一個植物研究所里，從事植物化學研究的，做一個實驗，很快可以寫報告，一個研究組一年幾十篇SCI；而自己所在的科室，一年最多寫幾篇。

更讓人感慨的是，一個科研工作者，跟李錫文的兒子是同班同學，兒子幾年前就是研究員，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是博導了。而這位科研人員由于是做傳統(tǒng)分類研究的，長期野外實踐，雖然書寫的不少，但是很少能發(fā)SCI，至今還是副研究員，只能帶碩士，“他非常能吃苦，在野外看到好東西，天黑都不愿意回來?！薄皟蓚€一比較，往哪里發(fā)展更有利，現(xiàn)在的年輕人可是一眼就看得很清楚的。”

科學家能不能坐冷板凳在一位老人身上體現(xiàn)得淋漓盡致。

吳征鎰，《中國植物志》第四任主編，中國植物志三分之二的任務(wù)都是他任主編時做出來的。

即便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在開水房燒鍋爐的幾年間，吳征鎰也沒懈怠。當時中草藥運動在全國上下轟轟烈烈，但他卻發(fā)現(xiàn)很多植物名稱混亂，決定重新整理。燒鍋爐的三年里，他就把隔壁的中草藥的書借來，一個一個校對名字，就在那個開水房里寫成4大本密密麻麻的筆記，后來整理出版為3卷本的《新華本草綱要》。

在吳老的助手、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原副所長呂春朝看來，老一輩、“太老師”輩的這批植物學家的治學精神，沒有任何浮躁。我們國家非常寶貴的植物到底有多少，問題很簡單，但做起來卻需要近半個世紀的努力。這是需要靜下心來沉到底去認真鉆研才可能得到的結(jié)果。

呂春朝說，吳征鎰稱這種工作為坐“冷板凳”。他現(xiàn)在經(jīng)常對弟子們講，一定要沉下去做學問，不要為眼前的小利牽絆，“不能浮躁，不能沒依據(jù)，不能道聽途說?！?/P>